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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中式出片神器”背后:它早已惊艳了世界7000年


继非遗簪花之后,这个五一假期,又一种“新中式出片神器”在国内的各个旅游景点大火特火,这就是据说全国古镇街头人手一把的非遗漆扇。

2024年4月27日,江苏扬州历史文化街区,游客拿着扬州传统的漆扇“扬州慢”在仁丰里月季花墙前打卡。

这种被许多年轻人追捧,直呼“好梦幻”的漆扇,制作起来其实很简单:

先将调制过的传统大漆滴入水中。

再搅散纹路,让颜料在水面上自然散开。

最后把扇子沉入水中,让大漆留下水波纹路,一把极具国风审美的非遗漆扇就大功告成了。

由于制作过程中,扇子入水速度、角度、摇晃方式不一样,会在扇面上留下与之对应的不同纹路,因此每一把漆扇都是随机而唯一的图案。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又极具“中式写意”风格的特色纹路,造就了漆扇的“致命吸引力”。

2024年5月5日,江苏省徐州,五一黄金周地铁彭城广场站,2024徐州寻宝季非遗里的徐州,迎大批游客打卡。

其实严格来说,漆扇本身并不是非遗,全国各地传承下来的大漆制作手工艺才是非遗——比如这一波漆扇出圈源头的扬州,其漆器髹(音xiū,“以漆饰物谓之髹”)饰技艺就第一批入选了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
而作为漆树原生地和世界漆艺发祥地,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,历朝历代都拥有颇具时代代表性的精湛工艺,也因此留下了无数精美华丽的漆器。经过历史的沉淀,这些凝聚了历代工匠高超技艺与独特审美的漆器,也与丝绸、瓷器一样,成为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。

谈漆艺,首先要谈大漆。

大漆又称天然漆、生漆、土漆、国漆,泛称中国漆,是从漆树上采割的一种乳白色纯天然液体涂料。大漆的主要成分为漆酚,接触易过敏体质的人可能造成皮肤红肿甚至溃烂,目前尚无特效疗法。因此一碰漆就过敏的人,天生不适合当漆工。

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庄子,就是看守漆树园的小吏。《庄子·人间世》篇记述“桂可食,故伐之;漆可用,故割之”,则是我国关于天然漆采集技法“割漆”的最早记载。

“割漆”是在漆树上割出呈V形的两道伤口,在伤口连接处插入河蚌壳等浅碟状容器,收集漆树渗出的天然漆。一棵树要生长5~10年才能进行采割、每一棵漆树只能割几刀,因此割漆自古就有“百里千刀一斤漆”的说法:要得到一斤大漆,需要走上百里路割上千刀。采集如此费时耗力,决定了漆器必然从一开始就成本高昂。

大漆中的漆酚有毒性,但用大漆制成的漆器却无毒无害可以用作食器,这是工业漆至今也望尘莫及之处。此外,漆器虽然因为漆膜硬度不高容易刮花,但它耐腐防虫,颜色更是艳丽持久。两千年前古人眼中看到的漆器颜色,与今人眼中的并无二致。

西汉云龙纹漆屏风(湖南省博物馆藏)

漆器工艺非常繁复,每上一道漆都必须置于恒温恒湿的环境中24小时以上,等彻底阴干后才能继续下一道上漆。厚约4~5毫米的漆膜,至少需要数十次上漆才能完成。汉代桓宽在《盐铁论》里说漆器,“一杯棬用百人之力,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”。即便在科技发达的当下,漆器制作也仍是少则数月、多则一两年的极考验耐心的工艺。

如此制作不易的昂贵漆器,当然不可能出现在寻常百姓家,都是王公贵族们的爱物:生前爱不释手,死后还要带入地下陪葬。

1978年,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一只残破木碗。它是如此平凡而不起眼,以至于关于此次发掘的最初报道中没有一处提及它。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,其碗壁的朱红色涂层竟然与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成分一致,为不折不扣的天然漆,于是马上引来考古界举座皆惊:一直以来只在上古文献记载中存在的漆器,终于有了实物证明。

朱漆木碗(浙江省博物馆藏)

更重要的是,碗壁上所涂的朱漆已经是天然漆的再制品,根据常理推测还应有一个直接使用生漆制作漆器的过程,也就是说:我国漆器的真实历史,比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还要更为久远。

这只木碗的红色漆层,也奠定了中国漆器最典型的主色调:交相辉映的红与黑。生漆氧化后变为深褐色,上漆层数一多就会变为黑色,“漆黑”一词正是由此而生,而漆器也往往有了黑色的自然底色。另外,由于原始人对血与火的自然崇拜、对朱砂等矿物的使用,红色也成为远古先民最偏爱的颜色之一。总之出于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,红与黑成了中国古代漆器的最常见主色,尤其在汉代之前更为显著。

成都天回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漆器(鲍泰良摄)

漆器更反映特定时代的文化风尚。商周的青铜器上有雷纹和饕餮纹,商代漆器上也就有同样的纹样。西周的漆器上已有贴金、镶玉、嵌螺钿和彩绘的工艺。而春秋战国时期,漆器更是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标本,从上世纪中叶开始,发掘出土的三千余座楚墓中,有将近一千座出土了不计其数的漆器。

西汉云纹漆盘上的凤凰纹(湖南省博物馆藏)

代表西汉漆器最高水准的,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七百余件漆器,尤其彩绘精致的黑地彩绘棺和朱地彩绘棺,堪称西汉漆器制作的最高峰。

此时漆器业的中心,已由楚地转移到四川的蜀郡和广汉郡。成都漆器又称卤漆,在战国时期已远销到朝鲜和蒙古,马王堆漆器就多刻有代表成都生产的“成市草”“成市饱”印。

湖南省博物馆中的马王堆黑地彩绘棺

朱地彩绘棺足挡局部

到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,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。在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一具木板屏风,其石基座的风格和纹饰就与云冈石窟极为相似。但漆画屏风本身的题材和意境,却与佛教无涉,倒是与东晋名家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相仿佛。木板屏风遍髹朱漆后,再用油彩和色漆绘画儒家题材,也使其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漆器之一。

北魏彩绘人物故事纹漆屏风,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之一(山西博物院藏)

到了唐朝,制作最精良的漆器则当属乐器,尤其是古琴和琵琶。唐朝漆器制作广泛采用“金银平脱”和“嵌螺钿”技术,前者是将金银片镂刻成花纹贴在漆器上、再用漆填平后磨光;后者则将螺蚌片嵌于漆器上。两种技术的登峰造极,使得漆器流光溢彩,华丽无匹。

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背后的螺钿装饰(日本正仓院藏)

就古琴而言,髹漆工艺直接影响琴的音色,因此对漆的调制要求极为严格。而在制作完成后因琴弦长期振动,时间流逝后漆层会显出特殊的断纹,这是一般漆器所没有的,例如像龟背一样的“龟纹”、梅花一样的“梅花纹”都是上品。断纹常被用来确定古琴年代,一般认为宋代以前的古琴才会有各种天然形成的断纹。

唐琴“大圣遗音”琴身上的断纹(故宫博物院藏)

宋代漆器则与其简洁淡远的美学风格相应,出现了大量的单色漆器,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也有对于汴京漆店的描绘。但宋代因为瓷器已经大行其道,漆器的受追捧程度已经不及前代。

到了元明清三代,漆器工艺已经成熟得臻至巅峰,如明代《髹饰录》中记载的漆工艺就多达497种。虽然漆器制作上已基本没有难题,但穷加雕饰之风也日胜一日,论古朴蕴藉不要说跟汉代比,就连跟唐宋比也是远远不如。究其原因,也许是因为宋代之后士大夫阶层进一步式微,漆器的审美趣味也从贵族和文人阶层更多向民间大众转移所致。

与我国漆器形成对照的,当属日本漆器。日本漆器工艺由中国传入,时代或早至新石器时代。但公元894年日本中止“遣唐使”,日本漆器由此走向更加本土化的发展道路。明代时日式莳绘漆器回流中国,引起漆艺界震动,反过来促进了漆艺技术的提升。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、欧洲与亚洲之间新航路的开辟,漆器也开始更多地出现在欧洲市场。

为什么欧洲自古没有漆器?因为没有漆树。

产漆的漆树科漆树属中大概只有20种漆树,只在东亚和北美间断分布,并向东南亚和热带地区扩散。其中中国拥有16种漆树,更有6种是中国特有。因此当漆器在欧洲市场上越来越广泛地出现之后,欧洲人试图“本土制造”。但令人沮丧的是,研究表明不仅东亚的漆树不适合在欧洲环境种植,生漆也不方便经过海路运输到欧洲。栽也栽不了、运也运不来,欧洲人只有专心发展本土涂料,并在科技加持下最终建立了一套化学漆的生产体系,并借助全球化的商品输出,将现代人所熟知的涂料和油漆销往世界各地。

遗憾的是,当漆器成规模进入欧洲时,日本产漆器却比中国漆器更多、更常见也更流行,最终就像指称瓷器的“China”最终成为中国国名一样,指称漆的“Japan”也成为了日本的国名。当全球都以为漆是日本的象征时,却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的国家,也是出土古代漆器最多的国家。

2017年,成都漆器工艺厂制作的漆器大熊猫(张士博摄)

说到底,漆器是特定历史文化的物质体现,什么样的时代出产什么样的漆器。古时只在王公贵族宫中府中墓中现身的漆器,现在能以漆扇这样简单易得的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,使更多的人体验到天然漆器的魅力,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。

通过一把普通漆扇的指引,从而去认识、欣赏和赞叹那些千载如新的漆器至宝,天然漆特有的魅力,或许就因这样的传承而不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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